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政府


岳政发[2004]1号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岳阳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湖风景区、屈原管理区，市直及驻市各单位：
《岳阳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四年一月十八日

岳阳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维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和《湖南省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城市规划区域内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把城市园林绿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努力提高公民园林绿化和环境意识。城区义务植树工作由市绿化委员会统一部署，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积极参加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第五条 在城市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管理和科研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规划和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双线”控制，即规划部门划定规划红线，园林部门划定绿化“绿线”。
第七条 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按以下指标执行：
㈠人均公园绿地面积9平方米；
㈡城市绿地率37%；
㈢城市绿化覆盖率39%；
㈣城市的苗圃、花圃、草圃、盆景基地等生产绿地应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其用地面积不得低于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2%。
㈤城市公园中绿化用地比率按建设部《公园设计规范》执行，并按公园的定位和内部的功能分区搞好公园建设。
第八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绿化用地面积占建设工程用地面积的比例（简称绿地率）必须符合以下指标：
㈠中小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不低于35%；
㈡高等院校、宾馆不低于40%；
㈢企业单位不低于30%；
㈣城市主干道不低于25%，次干道及其以下等级道路不低于20%；
㈤新建居住区绿地率不低于35%，其中集中绿地不低于10%；
㈥旧城区改造范围内的各项建设不低于30%。
㈦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厂矿绿地率不低于35%，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立不少于50米的防护林带。
第九条 城市的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和风景林地，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现有居住区的绿地由居住区管理机构负责建设；新建、扩建、改建的居住区绿地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各单位的绿地建设应当进行监督检查，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条 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必须按基本建设程序实施，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由建设方或业主提出招标申请，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建工、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开标、评标、定标，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园林绿化设计、施工企业依法参与投标、竞标。
第十一条 工程项目报建时必须提交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绿化设计图。未提交的，城市规划部门不予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十二条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监理，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对无证或超越资质等级承揽设计、施工、监理项目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工。
外地单位在我市承包园林绿化设计、施工、监理项目的，必须持相应的资质等级证书到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注册，服从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并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第十三条 工程项目的配套绿化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投资、配套建设，在主体工程完成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内完成，绿化项目的土建部分应与主体工程同步验收。
第十四条 工程项目的配套绿化用地面积因特殊条件限制达不到标准的，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按所缺面积向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异地绿化建设补偿费，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城市规划统一组织异地绿化建设。补偿费收取标准由城市园林绿化部门会同物价、财政部门拟定，按程序报批后实施。
第十五条 园林绿化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向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将竣工资料交存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影响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项目，在选址定点时应向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风景名胜区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的生产、经营、建设等活动，必须服从风景名胜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园林绿地的保护和管理，实行分工负责制：
㈠市人民政府投资兴建的城市公园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道路绿化带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规划、建设和管理；
㈡单位自建的公园、防护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由该单位负责管理；
㈢居住区绿地由所在街道办事处负责管理，也可由所有权人出资委托物业管理公司或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㈣苗圃、花圃、草圃由经营单位负责管理；
㈤铁路、公路沿线两侧及江、河、湖岸的绿地，由法律、法规规定的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㈥居民在私有庭院或宅基地种植的花草树木由居民自行负责管理。
沿街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门前绿化的责任。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各管理责任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已建成的城市园林绿化和规划已确定的城市园林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或者破坏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因特殊情况需要改变的，须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向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规划技术控制指标调整幅度较大的，须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城市园林绿地。确因需要临时占用城市园林绿地的，须经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依法办理其他审批手续，并按有关规定给绿地所有者予以补偿。占用期满后，占用者应恢复原状。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园林绿地内设置与园林绿化无关的设施。确需设立的，必须经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未经同意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其业主限期拆除；对绿地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业主负赔偿责任。
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业主，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设点批准文件，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三条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必须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扶正或者砍伐树木，并及时报告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二十四条 城市园林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树木花草茂盛，园容园貌整洁优美，设施安全完好。
第二十五条 城市树木花草所有权及其收益按照下列规定确认：
㈠由政府投资或公民义务劳动在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内种植的树木花草属国家所有；
㈡经鉴定并由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古树名木属国家所有，收益归其生存地的单位和个人所有；
㈢单位的附属绿地和单位自建的防护绿地的树木花草属该单位所有；
㈣由个人或集体投资经营生产的绿地内的树木花草属个人或集体所有；
㈤居住区、居民小区、住宅组团绿地内的树木花草属个人或集体所有。
第二十六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古树名木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古树名木进行调查鉴定，建立档案，设置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制定养护管理技术规范，加强管理。古树名木生存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养护管理，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指导。
严禁砍伐、迁移或买卖古树名木。因市政建设确需迁移古树名木的，必须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影外侧10米内严禁新建、扩建建筑物和架设网线，3米内禁埋任何地下管线。
第二十七条 在城市园林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㈠倾倒、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堆放、焚烧物料；
㈡在树木上涂、写、刻、画和悬挂重物；
㈢攀、折、钉、拴树木，采摘花草，践踏植被，丢弃废弃物；
㈣利用树木盖房搭棚、架设电线；
㈤损坏园林绿化的设施；
㈥采石、取土、葬坟和封砌地面；
㈦其他破坏城市园林绿化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收取的费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列入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专用资金，由财政监督实行专款专用。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处以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按所开设的商业、服务摊点占用面积处以每日每平方米5元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0000元。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以及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维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处以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从权利角度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

段 禹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人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作为出发点,对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不同的诉讼观念进行分析: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出现的种种压抑个人权利的因素、导致了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无讼”现象的产生；而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但中国社会却又出现了法律信仰的危机。希望通过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能使传统的诉讼观认识有一个新的发展，能对当前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澄清起到一点作用。
[关键词] 权利意识 无讼观念 信仰危机

权利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制度。当我们说某个人享有权力时，是说他拥有某种资格、利益、力量或主张(1)。
------夏勇
1,为什么我国古代会产生“无讼”现象
经历了漫长的五千年的发展，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与其他文化一起构筑了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同时作为世界法律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法律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象，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无讼”的法律传统了。历来，诸多学者对中国人诉讼观这一独特的现象进行了探讨，提出不少看法、观点。这里，我将从权利的角度对其进行简要的分析，谈谈自己肤浅的认识。
从初民社会到当代社会，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演变过程(2)。可以断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个人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没有任何权利意识、权益观念、而是收到了诸多因素的压抑而显得淡薄、不那么突出罢了。当治者滥用权利、践踏民众权利到极端程度时、民众敢于揭竿而起诛灭暴君；当民众对社会的分配强烈不满时，他们会喊出“均贫富”的口号；当王权极度膨胀、社会极端不平衡时，他们会有“等贵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的出现。可见，在我国古代社会，个人的权利意识是被层层压迫的，当忍无可忍时，它将似火山一样爆发。
归根结蒂,中国人权利意识的淡薄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内涵不同的文化作用于不同的个人将对这个人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传统文化对权利意识的压抑可以说直接导致了中国人诉讼观念特殊性的形成。下面,我将通过对我国传统社会中权力受压抑的原因进行分析，论证其对中国人诉讼观念的影响。
（一） 社会结构
根据现今西方的一般学说，导致文明社会产生的原因有四：
最常提到的是生产工具、生产手段的变化所引起的质变。这主要指金属器的出现、金属与生产手段的结合……
第二种因素是地缘的团体取代亲缘的团体。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亲属关系愈加不重要，最后导致国家的产生。
第三种因素是文字的产生。产生文字的主要动机据说是技术和商业上的需要……
第四种因素是城乡分离。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3）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后会发现，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自然、民族情况，我们的先民未经历上述文明产生的历程，在金石并用时代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在此时，个人的独立性未能充分发展，个人的存在必须依赖于全体。因此，当中国人从原始社会进入国家时，个体家庭和私有制并没有充分的发展起来，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依然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当这种宗族制度和等级制度结合在一起时，就演变成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影响至今的宗法等级制度。这个制度和政治权利紧密结合后，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家的成员，其次才是其他，而在家这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此而言，家庭中无论尊卑长幼，大家都处在同样的的地位上面。虽然父的地位是尊贵的，但身为一家之长，他不但要对家内成员承担种种义务，还要作为家的代表向社会和国家负责。他尽可以对子女行使权威，但他实在不比他们更有资格被看作是个人；他从来不能如真正的个人那样思考和行动。他实际只是家的一部分，要履行社会分与它的那部分职能，遵循礼法所规定的种种义务（4）。
处于家----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中，人是作为整体之一部分而存在的，根本无独立可言，更别说主张自己的独立的权利了。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权利在国、族、家的重重压迫，变得日益淡薄，渐渐被隐藏于中国人人格的最深处。
（二）文化价值取向
数千年来，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儒家文化始终站着主导地位，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的每一个中国人，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
儒家学说是以义务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的设计中，历代儒家学者从规定个义务出发勾划了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并制定了社会的行为规则。“天人合一”，“义利相对”，“尊卑贵贱”，“知足忍让”，这一系列的价值取向规则决定了儒家将无讼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历代儒吏更是将“无讼”作为自己的重要业绩之一。某地“十年无讼”，该地的官吏则要被认为教化有方，受到奖赏；而狱讼繁多则被视为不祥之兆，因此而自责。为了追求“无讼”的治境，历代儒吏都向人们灌输贱讼的价值取向，把敢于诉讼的人说是“刁民”，把帮助人们打官司的人斥为“诉棍”（5）。
在儒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统治者压制诉讼，而百姓则从意识中鄙视诉讼，认为诉讼是对社会秩序的极大的破坏，而不是对自己切身权利的保护。这样一来，从上到下都将诉讼视为洪水猛兽，避而远之，“无讼”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司法制度因素
中国古代，除中央以外，历来就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司法机构。法官是由派往各地行政官兼任。司法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法官作为民众的父母官，高高在上，民众十分惧怕衙门。在司法中，法官往往受到权势影响，难以公正断案，从而使民众形成一种不愿打官司的心理（6）。且看一则宋人判词写到：“打官司有甚得便宜处，使了盘缠，废了本业，公人面前赔了下情，着了钱财，官人厅下受了惊吓，吃了打捆，而或输或嬴，又在官员笔下，何可必也”（7）。一方面这反映了在我国司法制度及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的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司法制度的缺憾，个人的权利通过官府很难得到真正的维护，与其诉讼还不如“私了”，这也造成中国古代的“无讼”现象的产生。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家国社会结构的存在，再融入儒家无讼的价值取向，从统治阶级到一般百姓，权利意识是无法发展壮大的，即使有一点萌芽，也会因种种因素而夭折。

二、为什么当代我国出现法律的信仰危机
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也随着发生一些变化。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总体来看，人们的权利意识虽有增强，但增幅不大。这是因为，在1949年以前，由于内忧外患，所有民权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不是被中途阻断就是半途而废，对中国人权利的增强并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而在解放以后，由于过分强调集体性，个人权力根本得不到重视，再加上以后错误路线的干扰，无视和践踏公民权利的事情不断发生，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更是发展到了极端。直到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念的更新，公民的权利意识才发生了重要的变更。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初见规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涉及公民个人权利的法律也已在《宪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中明文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却发现，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求助于法律，通过诉讼解决的情况是不甚如人意的。在对“如果您与亲戚、朋友、邻居或同事发生纠纷到法院打官司，您会感到__？”的一次社会调查中，被调查的550人中，对此问题的有效回答是100%，持中性观点“既不光彩也不丢脸”的占60.2%。这表明，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多数人已不再抱有“贱讼”和“耻讼”的观念了。同时也发现，认为到法院打官司“比较丢脸（17.1%）”和“很丢脸（18.3%）”的比例远远高于以为“很光彩（2.44%）”和“比较光彩（2.00%）”的比例（8）。从上述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意识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仍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在真正面对法律、面对诉讼时而选择规避，转向其他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我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本文以下将从不同角度对其分析：
1 法律制度本身
亚里士多德曾经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好的法律，要使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9）。
党的十五大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我认为，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有一批良好的法律以供执行。但是我认为，现今我国已经颁布或将要颁布的法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谈不到“良好”的。当然，“良好”应当有一个标准，良好的体例、完善的结构、清晰的脉络、优美的词汇，但是我认为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法律最需要的，是有一个灵魂，一个令其有活力的灵魂。这个灵魂是孕育在民众的生活实践当中的，法律只有建立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之上，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度才是有生命力的，才是能最有效的维护中国人权利的，才能被广大国人所认同的。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持久的力量。” （10）
然而，我国现存的法律当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脱离国情移植西方的，这些法律虽然在形式上是完善的，甚至是完美的，但其在内容上却是僵死的，没有生命力的，它是凌驾于中国社会之上的，是难以融入中国现实的。当中国人的权力受到侵害而需要保护时，发现法律与他们是非常遥远的，这时，他们只有求助于其他手段，久而久之，将对法律产生不信任，法律的信仰危机也在所难免了。根据对1986­---1996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收案统计情况与调解组织受理纠纷情况统计表的比较，我们会发现：1986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收案数为16.1万件，远远低于调解纠纷的730.7万件；而到1996年，一 审法院一审收案531.2万件而调解纠纷为580.2万件，还是低于调解纠纷数（11）。虽然法院受理诉讼案件逐年上升，纠纷调解数逐年下降，但我们还是应当注意到：此时案件总数的绝对量已经增加，公民诉讼率只有不足50%,可见仍有绝大部分公民通过其它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2 权利主体自身
以上我们对我国制定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仰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下面 ，我们从公民主体角度进行阐述。
所谓法律信仰危机，是如下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二是主体在法律规则严格支配下活动。可见，它既是一个主观范畴的概念，也是一个可见之于主体行为的客观化概念（12）。
当我们站在权利主体的角度看待我国出现的信仰危机时，我们会发现法制不完善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这是公民在面对自己权利需要维护时作出的理性反应。正如苏力先生所言：“假定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她）们接受这种民间法或习惯法为他（她）们的最佳法律保护。（13）”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强，但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在许多地区，法律并不是对公民权利维护的最佳手段。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描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的农村社会，认为当时仍是“礼治社会”，人们仍习惯于一种“无诉”的社会生活，因而把去打官司的人视为“败类”，而把司法机构视为纵容破坏既定和谐的不祥之物，是“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当然费先生的描述已不在使用当今的中国，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已产生了质的飞跃，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我国广大的农村、有纠纷自己解决，村内调节的情况还是广泛存在的。因为在广大农民看来，政府提供的法律是不足以或对维护社区秩序是不对路的，真正能让他们处于和谐状态之中，最佳、最有效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是他们遵循了世世代代的村规、民俗。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在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每个少数民族都拥有本民族灿烂源远的文化，在千百年的劳动生活中，在他们特定的生活中，在他们特定的生活范围内早已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用来维护他们生活秩序的民族习惯，在他们心中才是至高无上的，当政府制定的法律凌驾于他们民族习惯之上，并以强力的姿态进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从心理、行为上对法律产生抵触，对法律产生不信任情绪，法律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际效力的。

三、透过权利看待以上两个问题
在前文中，我们分别分析了在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无讼”、“厌讼”现象以及在现代法治建设过程中人们普遍产生的法律信仰危机，虽然它们产生的原因有很大的不同，但权利则是这两种现象产生的共同原因；在古代社会的特殊背景下，个人虽然权利意识显得十分淡薄，但那是与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个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他的思维、行动会受到传统礼教、家族、社会的层层束缚。只有在这种束缚中安于现状，才是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最有效保护。一旦某个人打破了这种原有的和谐，受到损失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与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个群体。因此，当纠纷出现时，人们往往会选择有利于保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去缓和纠纷，因此家族内部的解决方式必然兴盛，这种内部消化纠纷的方式既符合当时的社会习惯，又符合当时在社会上占传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价值取向，还被统治者所认可，是一种既能维护自己利益，又能被大众接受的最佳方式，而诉讼则只能退而求其次。
而到了现代，虽然人们的权利意识大大增加，个人的独立性也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这种自由选择中，人们仍然选择诉讼外方式解决则另当别论了。如果说古代中国人是无法独立选择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而被迫从于社会的话，现在的人规避法律则完全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如苏力先生在其论文《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中写道的，“这里的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而这样一来，这里也就证明了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因为受害者接受法律的保护可能要求他付出更大的成本。（14）”
当前，我国正加紧法治国家的建设，一大批法律出台，但面对法律无法很好实施，公民产生信仰危机时，不少学者开始对这一现象产生忧虑，并纷纷引证中国古代“厌讼”现象，而推断这种现象是封建意识的残存，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在我国古代社会厌讼的原因是在复杂社会背景下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一种理性反映；而今天的信仰危机则完全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无任何外界强制因素，我倒认为当前的信仰危机是我国法制化道路上出现的必然现象，是对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反映，是理性的人在对自己权利维护进行衡量之后作出的最富有理性的决定。这只能证明我国的法治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是我国法治化程度的衡量器。
在不少人的观念中，美国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它的诉讼量也是令人瞠目的，据我国学者白绿铉先生提供的一组数字：联邦地区法院受理的案件，从1990年到1991年6月，一年内共受理民事案件217879间，平均每个法官一年内审理335件，而民事案件在整个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占82%。联邦上诉法院的案件，从1990年6月到1991年6月，共为420330件，，每个合议庭平均审理764件。对州而言，从1984年到1990 年美国人口增长率为5%，但这一期间各州法院起诉的案件增长率则为18%。1990年一年内各州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已超过一亿件（15）。美国这种诉讼爆炸的现象是与美国人有极强的权利观念分不开的，早在150年前法国学者就对美国人好诉讼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人有极强的权利观念，二是美国人对法律的强烈依赖。这是与美国的特殊社会情况分不开的，如果不分析中美两国的实际社会情况而只定性量化的从诉讼案件多寡上认为我国的信仰危机是我国法治道路上的弊端的话，是十分不理智的。在美国，法律的制定是从维护公民角度出发的。美国《独立宣言》谈到“不可转让的权利”，美国《宪法》种的“权利法案”充满了对人民的权利及其权利保障的规定。卡特总统被人们广泛称赞关心“人权”。法律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权利愿望和要求，因而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少数人也会支持法律，因为，他们认为总是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也会跻身于多数人的行列。而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法律只能是政府对公民的强制性规范并没有突出的权利保护条款，因此让人们去遵循它是十分困难的，即使中国人有权利意识，也不会去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其次美国法律的制度也充满了大众参与的色彩，让每一个公民对法律都有一种认同感，而中国的法律始终难以走下神坛，始终以国家工具的角色出现，在与人们发生关系时，无形中已构筑了一条鸿沟。人们不会去向陌生的东西寻求保护自己权利的，就像不会让陌生人来看管自己的财产一样。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后，很清楚的发现中美在制定法律时的差距，以及我国公民于美国公民面对纠纷产生不同态度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法律信仰产生危机的问题所在，但我们不能武断的认为中美两种情况孰优孰劣，我们对此是为了更好的分析我们的问题，在面对今天的信仰危机，公民规避法律现象的存在，我认为今后我国的立法应该走出现在的僵化模式，变得更加灵活多变。
我认为我国今后的立法应该避免僵化的照搬照抄西方，应从本土的资源出发，寻求中国人所能认同的东西，只有得到法律实施对象的认同，这种法律才是有生命力的法律。我国在今后的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实施“双轨制”或“平行制”，也就是说依法治国的“法”字不仅是国家的制定法，也包括习惯法、自然法则。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是为了达到中国社会的秩序化、合理化、完善化，而在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依靠简单的几部法律就想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我们应当在努力制定好宏观性的几部法律之后，对我国规模极大的习惯法进行规范化、合法化，让其在微观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国家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指导，让其继续发挥作用。
我国应重新重视庭外的解决方式。这是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纠纷解决方式，法律的一大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的正义公平、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当庭外解决能维护当事人权利时，这种极符合交易成本的解决方式是极有益的。在美国，虽然每年有大量的诉讼案件，但诉讼外解决的案件也是极其多的，这是一种有效合理的方法，无论是附属法庭的，还是民间的都应被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