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缅甸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缅甸联邦总统，
一致认为，两国间久悬未决的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两国先后取得独立以后，两国之间传统的友好睦邻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1954年两国总理共同倡议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更大大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并且为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
满意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历届政府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顺利地全面地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
双方坚信，两国间全部边界的正式划定，并且成为一条和平友好的边界，不仅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为此，双方决定在1960年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和奈温总理签订的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基础上，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缅甸联邦总统特派总理吴努。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根据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和友好互让的精神，缅甸联邦同意把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面积约为153平方公里，59平方英里，如附图所标明）归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按照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来划定从南帕河和南定河汇合处到南卡江和南永河汇合处的一段边界，但是本条约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的调整除外。
第二条 鉴于中缅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双方决定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猛卯三角地（南碗指定区）所保持的“永租”关系。考虑到缅甸方面的实际需要，中国方面同意把这个地区（面积约为220平方公里，85平方英里，如附图所标明）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交换，同时为了照顾历史关系和部落的完整，缅甸方面同意把按照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的规定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面积约为189平方公里，73平方英里，如附图所标明）划归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第三条 为了便于双方各自的行政管理，照顾当地居民的部落关系和生产、生活上的需要，双方同意对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划定的界线中的一小段，作一些公平合理的调整，把永和寨和龙乃寨划归中国，把羊柏寨、班孔寨、班弄寨和班歪寨划归缅甸，使这些骑线村寨不再被边界线所分割。
第四条 中国政府根据一贯反对外国特权和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政策，声明放弃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规定的、中国参加经营缅甸炉房矿产企业的权利。
第五条 缔约双方同意，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一段边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以外，按照传统的习惯线定界，也就是从尖高山起，沿着以太平江、瑞丽江、怒江、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北，直到在西靖丹以西独龙江南岸的一点，由此跨过独龙江，然后继续沿着以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和察隅河为一方和除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以外的全部伊洛瓦底江上游支系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为止。
第六条 缔约双方确认，从尖高山到南帕河和南定河汇合处以及从南卡江和南永河汇合处到中缅边界东南端终点南腊河和澜沧江（湄公河）汇合处的两段边界，过去已经划定，无需加以更改，界线如本条约附图所标明。
第七条 一、根据本条约第一条和第五条的规定，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一段边界线的位置如下：
⑴从尖高山（木浪凸）起，界线沿着以太平江（大盈江）、龙川江（瑞丽江）、怒江（萨尔温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北转东南再向东北行，经过水城山口（马赤伊车特山口）、班瓦山口、大沙明山、派赖山口（耶冒隆古基特山口）、茨竹山口（拉桂山口），到楚衣大河（楚衣和大河）源头。
⑵从楚衣大河源头起，界线沿楚衣大河西北行，到该河和从北面流来的该河一支流的汇合处，即沿该支流北行，到以片马河（唐恰因河）的支流为一方、王克河（莫库河）及其支流楚衣大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上的一点，转沿该分水岭西行，经马赤洛瓦底（2423公尺，7950英尺），再转北到片马寨以西穿过片马河，沿山脊北行，经鲁克桑坂山并穿过干河（康好河）到吴中河（瓦索考河），然后沿吴中河西行到该河和小江（瑙漳卡河）汇合处，再溯小江北上，到该江和大巴底河（保德河）汇合处。从此，界线经过岗房寨以北，大体向东再向东南，沿着以小巴底河（泡西河）、吴中河为一方、大巴底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怒江和恩梅开江分水岭上的一点。
⑶从怒江和恩梅开江分水岭上的上述一点起，界线沿着以怒江、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北，经过加俄都山口（沙燕山口）、沙拉山口、呜克山口（纳开山口）、泥自谷山口（吉吉萨拉山口）、考赤萨拉山口、琼吉山口、麻吉赤山口后，再向北大体转西行，经阿弄山口、麦瓦山口、邦唐山（邦唐拉孜）、容朗山口、柯拉拉孜，到土色邦拉孜。
⑷从土色邦拉孜起，界线沿山脊大体西北行，经2892公尺高地和2140.3公尺高地，到西靖丹以西独龙江南岸的一点，由此跨过独龙江，到独龙江和它的北边一支流的汇合处，然后沿山脊向西北，到扛丹拉孜（龙戛旁）。
⑸从扛丹拉孜起，界线沿着以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一方和伊洛瓦底江上游支系（不包括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北再西北行，经过萨拉山口、聪惹山口（阿曼三山口）到宇朗山口。
⑹从宇朗山口起，界线沿着以察隅河为一方和伊洛瓦底江上游支系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西南行，经过贡拉山口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
二、根据本条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六条的规定，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东南端终点的一段边界线的位置如下：
⑴从尖高山起，界线沿着以太平江上游支系、勐戛河、大巴江上游支系为一方、恩梅开江下游支系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西南，经大丫口（陇牵克特），转西北到小雀丫口（大巴枯克特）。
⑵从小雀丫口起，界线顺大巴江、勐戛河，再溯石竹河（巴乃卡，上游名卡同卡），到石竹河源头。
⑶从石竹河源头起，界线沿着以勐来河为一方、巴窑卡河、玛li卡河、南山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西南转西，到拉沙河源头。
⑷从拉沙河源头起，界线顺拉沙河、溯穆雷江和羯羊河（既阳江），经马脖子（阿路克特），顺南奔江南下，到南奔江和太平江汇合处，再溯太平江东行，到太平江和枯利河汇合处以西的小山梁和太平江相遇处。
⑸从太平江和上述小山梁相遇处起，界线沿着以枯利河、户撒河（南撒河）、南碗河的支流为一方、枯利河以西的太平江支流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到邦千山（板凳山）。
⑹从邦千山起，界线向南接金跌河，然后顺该河和南洼河（乓岭河），到曼允海寨东南、弄沙寨以北南洼河南岸一点，然后以直线向西南，转南行，到南洒河（曼丁河），从此顺过去划定界线时南洒河的河道到该河和南碗河汇合处，再顺当时南碗河的河道到该河道和当时瑞丽江的河道汇合处。
⑺从过去划定界线时南碗河和瑞丽江的河道汇合处到瑞丽江和畹町河（南阳河）汇合处，界线的位置如本条约附图所示。从此，界线溯过去划定界线时畹町河的河道和卫上河，然后转西北沿南遮河（南色河）一支流到和南遮河汇合处，从此溯南遮河东行，经青树丫口，再沿勐龙河和过去划定界线时勐古河（南戈河）的河道，溯南开河和南邦瓦河，经一丫口，然后沿曼辛河〔南棒河，上游名南跌河（南勒普河）〕，到和怒江汇合处，从此溯怒江东行直到和地界沟（南扪河）相遇处。
⑻从怒江和地界沟相遇处起，界线向南沿地界沟而行，然后沿以勐棒河（南朋河上游）为一方、怒江的支流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西南转南到炮楼山。
⑼从炮楼山起，界线向东南沿瓦窑沟、麦地河南面的坡岭、板桥河和小鹿场河（新寨沟）而行，直到小鹿场河的源头。从该河的源头直到南帕河和南定河汇合处，界线的位置如本条约附图所示。然后。界线溯南定河东行约4公里（约3英里）后，即向东南沿公母大山（来兴山）西北山坡到公母大山山顶。
⑽从公母大山山顶起，界线向东南沿恭勐河（南涝沙河）一支流，到和从东南流来的另一支流汇合处，再溯后一支流到马落寨西北的一点。从此，界线以直线到马落寨西南一点，再以直线穿过云兴河（南大河）的一条支流，到上述支流和云兴河另一支流汇合处以东的仙人山，然后再沿云兴河上述两条支流的分水岭而行，到其中西面支流的源头，再沿勐林山脊向西转西南，到勐林山山顶。从此，界线沿南板河向东转东南行，到该河和从西南流来的在垭口寨东北面的一支流汇合处，溯该支流西南行，到垭口寨东北一点，从此转南，经过垭口寨以东的一点，穿过垭口寨南面的南板河一支流，即折向西行，到招保寨（达克莱诺）稍东的南衣河源头。从此，界线沿南衣河、南模河南行，再转东沿南滚河、巧克河而行，到巧克河的东北源头。
⑾从巧克河的东北源头起，界线沿着以南滚河上游支系为一方、巧克河的南面支流和南丁河（南屯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南转东而行，到羊柏寨西侧一点，向东经过羊柏寨以北100公尺处，再向东直到一小河在上述分水岭上的源头，然后沿山脊东行到勐董河（南董河，上游名大董河）一支流的源头，再沿该支流向东转东北行到和勐董河另一从东南流来的支流的汇合处，从此沿该支流到勐董河和龙达小河（南浪河）之间的分水岭上的该支流源头。然后界线向东穿过分水岭到龙达小河的源头，再沿该河而行，到该河和从北面流来的支流汇合处，再沿该支流向北，然后穿过岗宾脑山脊上的一点，沿一河谷大体东行，穿过龙达小河一支流的两个分支流的汇合处，转向东北，到以勐董河为一方、南马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1941.8公尺（6370英尺）高地。从此，界线沿着以勐董河、腊勐河（南勐河）、黑河、库杏河（南卡蓝河）、南卡镐河（南项河）为一方、南马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东转南再转西北，直到来劳寨西北该分水岭上的一点。
⑿从来劳寨西北上述分水岭上的一点起，界线顺最近的南卡镐河支流而下，然后顺南卡镐河到其和从西南流来的支流的汇合处，再溯该支流大体向西南，到该支流在2180公尺（7152英尺）高地东北、离该高地最近的源头，然后在上述高地东南150公尺（492英尺）处穿过山脊，转南到发源于上述高地最近的南弄河（南洒克河）一支流的源头，然后沿该支流到和南弄河汇合处，再沿南弄河、南锡河、南卡江，到南卡江和南永河汇合处，再溯南永河而上，到其源头。
⒀从南永河源头起，界线向东南到纳乌河和南配河（南亚河）的分水岭，再沿该分水岭大体向东，继沿纳乌河，到和南来河的汇合处，再沿纳乌河和南来河的分水岭而行，到昂朗山（洛昂朗）山脊，向北沿山脊到昂朗山山顶，再大体向东沿山脊穿过南洞基克河，然后沿着以拉定河（会缺台河）以北的南垒河西岸的支流和南腊河（南马河的支流）为一方、拉定河以南的南垒河西岸的支流为另一方的分水岭而行，到邦顺山（洛邦顺）山顶。
⒁从邦顺山山顶起，界线大体向东沿着拉定河、南垒河、过去划定界线时南乐河的河道、南卧河（南卜河），到南卧改乃山（洛外南）上的南卧河源头。
⒂从南卧改乃山上的南卧河源头起，界线大体向东沿着以南腊河（南垒河的支流）、南派河、南西河（南霍河）为一方、南品河、南卯河、南西板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而行，到三面坡（洛三勐）。
⒃从三面坡起，界线大体向东北，到南览河西岸的一点，然后顺该河而下，到南览河南岸的鸠那山脚，再大体东南行，经过灰令亮（灰莫秋）、拉地、南孟号，到麦牛栋，再大体向东北行，穿过龙曼当，到灰腊小河，再沿该河向北行，到该河和南览河汇合处。然后，界线向东转南沿南览河、南桔河（南舍河）、南甲河（回洒河），到垒连底法山。然后界线沿南摩特河（南麦河）、南洞河、南达河，到悻岗垒山（马行拱山）。
⒄从悻岗垒山起，界线向东沿着以南阿河及其上游支系为一方、南洛河（包括其支流南黑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而行，直到广变乃山顶。
⒅从广变乃山顶起，界线大体向东北沿回勒河（南勒河）、过去划定界线时南阿河的河道而行，到南阿河和澜沧江（湄公河）汇合处，即顺澜沧江而下，直到中缅边界东南端终点南腊河和澜沧江汇合处止。
三、本条所述的两国全部边界线以及双方在联合勘察时所树立的临时分界标志的位置，标明在本条约所附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全线图和某些地区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
第八条 缔约双方同意，凡是以河流为界的地段，不能通航的河流以河道中心线为界，能够通航的河流以主要航道（水流最深处）的中心线为界；如果界河改道，除双方另有协议外，两国的边界线维持不变。
第九条 缔约双方同意：
一、本条约第二条所规定应该移交给缅甸的猛卯三角地，在本条约生效后，即成为缅甸联邦的领土。
二、本条约第一条所规定应该归还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和第二条所规定应该划归中国的班洪、班老辖区，在本条约生效后四个月内，由缅甸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
三、本条约第三条所规定的调整地区，在本条约生效后四个月内，分别由缔约一方政府移交给另一方政府。
第十条 在本条约签订后，根据1960年1月28日双方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将继续对两国的边界线进行必要的勘察，树立新界桩和订修、改造旧界桩，然后草拟一项议定书，详细载明整个边界线的走向和全部界桩的位置，并且附入标明界线和界桩位置的详图。上述议定书经两国政府签订后，即成为本条约的附件，该项详图将代替本条约的附图。
在上述议定书签订后，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的任务即告终止，1960年1月28日双方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即行失效。
第十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两国边界正式划定后，如果发生任何边界争议，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尽速在仰光互换。
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在本条约生效后，除1960年1月28日双方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在本条约第十条中另有规定外，过去一切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换文和有关文件即行失效。
本条约于1960年10月1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缅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缅甸联邦全权代表
周恩来 吴努
（签字） （签字）
注：这个条约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1960年12月20日批准，缅甸联邦总统于1960年12月29日批准。条约自1961年1月4日生效。

防卫过当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徐光华 郭晓红


[摘要]：正当防卫是各国刑事立法对公民个人所规定的一项重要的私人救济权利，对于保护个人、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该权利由于是公民个人行使，难免会因夹杂个人的感情色彩等而运用不当，因此，世界各国在规定正当防卫制度的同时，对于正当防卫都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如何正确掌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防卫过当的判断基准，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等不同的观点，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应采以主观说为基础，兼采客观说的综合为妥。关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从我国的犯罪论体系出发，应当认为包括间接故意和过失两种。刑法理论对于防卫过当的研究的复杂程度远超过了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处理，对于实践中的正当防卫的认定，应注重对一些重要证据的收集，如防卫人的情况、被害人的情况、二者的比较分析等。
[关键词]：防卫过当 限度条件 判断基准 罪过形式

正当防卫是各国刑法对于个人权利救济所规定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的制度的确立，对于在公力救济缺失的情况下，通过私力救济保护个人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私力救济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受害人个人的感情色彩等诸多弊端，因此，必须慎重适用。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在公民之间，其自然的自卫权没有任何必要诉诸武力。不必攻击，只需向法院申请即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等待法律的救助，就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此时，他们才可以行使这种带有攻击性的权利。” 可以说，正当防卫制度就像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则可以较好地保护权利，否则，则容易导致私刑的滥用。基于此，各国刑事立法在给予正当防卫的合法化事由的地位的同时，也对超过正当防卫限度的防卫过当行为科以刑事责任。因此，如何正确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防卫过当的若干问题，以期在实践中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

一、防卫过当的判断基准
如何正确把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关键。一般而言，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包括必要性和相当性两个方面，其中，必要性是指防卫行为是为排除不法侵害所必要，必要性并不要求没有其他避免方法。实际上，必要性的限定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或者说对正当防卫的限定并不是主要靠必要性，而是靠相当性。相当性通常意味着防卫人保护的法益与防卫行为所攻击的法益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 但问题在于，这种必要性和相当性的判断基准是什么，理论上存在不同的学说。
（一）学说评述
关于防卫过当的判断基准，理论上存在不同的学说，在这些不同的学说的指导下，司法实践中的判例也不是趋同一致。具体而言，有如下三种学说：
1．主观说
该说主张以防卫人本人主观认识为准，只要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认为是正当防卫的，就是正当防卫，防卫人本人认为是防卫过当的，就是防卫过当。即认为“若据防卫者主观的方面而定现在不法侵害，以及适当防卫之标准时，是则侵害之为现在不法与否？防卫行为过当与否？均须自防卫者主观的方面求之。防卫者自信其为现在不法之侵害，自信其所为行为，为防卫上所必要之加害行为，是为紧急防卫。”
这种观点考虑到了防卫人本人的主观感受，毕竟，即使对于相同的侵害行为，不同的防卫人采取的防卫手段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防卫人，面对类似的侵害行为，由于面对不法侵害时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下，也会实施不同的防卫行为，所以，对防卫人本人的主观方面予以关注是正确的。可以说，该说考虑到了防卫人本人的具体状况，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但问题在于，主观说仅仅以行为人本人的意志作为评价的标准，对于统一的法秩序而言，显然是违背的，毕竟，法秩序的维持、建立需要一套统一的标准，如果仅以行为人的本人的意志为标准，则不同的人需建立的同的标准，显然这样是有违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目的的。况且，对行为人实施防卫行为时的主观认识，我们通过何种方式去得知，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2．客观说
德日刑法学的通说也持此观点，认为防卫是否过当的判断是一种客观的判断，必须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综合的判断。 毫无疑问，客观说综合考虑了卫防卫行为当时的情况，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去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可以说，为防卫过当的认定提供了较为明确、客观的标准，避免了主观说的标准不明确性及对法秩序造成的混乱。但问题在于，仅综合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综合的判断，而不从行为人个人主观上的特殊情况进行特别考虑的话，也难免会苛刻行为人，难以发挥正当防卫制度应有的功能。该说似乎是站在一个所谓“客观公正”的立场来认定已经发生的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殊不知，防卫行为是一种在紧急状况下实施的行为，不同的人面对相同的侵害，或者说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面对相同的侵害的情况下，由于心理上的紧张、惶惑等，所实施的防卫行为也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毕竟防卫行为是在面临紧迫的不法侵害的情形下实施的。
实际上，不少国家的刑事立法也对客观说的此弊端作了一些修正。举例来说，一个20周岁左右非常胆小的男性，面对一个16周岁左右的少年赤手空拳的抢劫行为，在对少年实施了反击行为致其重伤将其制服之后，由于行为时被害者一直十分紧张，甚至失去理智，最后将不法侵害人打死。对于此案，如果仅仅依据客观说，综合考虑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应当认为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过当的，但如果考虑防卫人本人的处境的话，恐怕就不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德国刑法第33条规定：“行为人由于惶惑、恐怖、惊愕，致逾越正当防卫之限度者，不罚。”瑞士刑法第33条第2款规定：“防卫过当者，法官依自由裁量减轻其刑，因过于激奋或惊惶失措而防卫过当者，不罚。”奥地利刑法第3条第2项规定：“逾越正当程度之防卫，或显不相当之防卫，如纯系由于慌乱、恐惧或惊愕者，以其过失而逾越，且对其过失行为有处罚之规定者为限，罚之。”
3．折衷说
综合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优点，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又要考虑防卫人本人的的所处情况，只有这样来处理才不违背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初衷。正如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所指出：“从实际出发，设身处地，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一个认定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立场问题。如果我们对正当防卫的性质和意义有正确的认识，从有利于防卫人而不是苛求防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我们就能把本人置于防卫人的环境下，认真地为防卫人着想，而不是一昧地同情有过错的被害人。” “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当然，在具体判断时，还是不可忽视防卫人的主观意图，坚持主客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作为一个审判人员，应该设身处地地判断防卫人在正当防卫情况下的主观意图，分析产生其主观意图的客观因素。根据不法侵害的强度、缓急和正当防卫保护的权益等因素，正确地确定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限度。”
笔者认为，折衷说综合了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优点，既考虑了对法秩序的维持，又考虑了防卫人的特殊情况，但问题在于，折衷说中应当以主观说或客观说中哪一学说为基础，还是将主观说与客观说二者并重，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确定的问题。
（二）折衷说的具体内容的确定
主观说和客观说各有优劣，折衷说试图将二者的优点统一起来，其出发点是正确的。在折衷说中，有的主张以客观说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主观说来进行认定是否防卫过当；有的则主张以主观说为基础，适当考虑客观说；有的则主张二者并重。折衷说内部的不同观点对于实践中的防卫过当的具体认定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如何平衡折衷说中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地位，确定折衷说的具体内容是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从刑事立法层面上看，这一问题涉及一国对正当防卫的态度。正当防卫制度是一国为了防卫在国家的公权力来不及救助私人权力的情况下给予私人权利救助的一种制度。私力救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公力救所替代，由于私力救济具有的诸多的不利之处，现代各国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对私力救济进行限制，目前，虽然各国都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但对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设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就是为了防止私力救济过多的介入。可以说，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即防卫过当认定的诸多学说都是为了限定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其区别仅仅是在于在限制的程度不同罢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过于扩张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无疑也会产生许多弊端，但同样的是，如果过于限制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也会带来诸多问题。认为保护个人的权利、利益是国家的事情，广泛承认私人的自救力，就会产生助长个人实力的倾向，这样反而会引起更多的纷争，扰乱社会治安。但这种治安维持的观点，一方面抑制了公民对自助、互助的努力，减退了公民的自助、互助精神；另一方面，又承认国家要监视、介入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果一国的立法态度趋向于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严格的限制的话，则在实践中其关于防卫过当的认定的折衷说则更趋向于以客观说为基础。相反当一国为了扩张公民防卫不法侵害的权利，以防止因公力救助不足所带来的危害的话，则以主观说为基础。可以说，在防卫过当标准的认定过程中，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既要防止暴力又要保护防卫者，使正当防卫适合现代社会的方向改革。因此，如上的述，一国究竟应当对防卫过当采取何种刑事立法态度，不仅与正当防卫设立的目的、初衷有关，还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问题在于，一国的刑法实践及刑法理论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究竟采取何种程度的限制，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正当防卫制度从其萌芽、发生到发展，与人类社会从人法到法治的历史进程基本上是同步演进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尽管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有所差异，但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脉络：原始社会的防卫本能→奴隶社会有限的防卫权→封建社会膨胀的防卫权→资本主义社会前期无限的防卫权→资本主义社会后期严格的防卫权。 从正当防卫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笔者认为，折衷说内部的主观说与客观说的地位如何处理，涉及一国对于正当防卫的抑制或扩张的态度，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的认定是采取抑制的还是扩张的政策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一国的公力救济制度的完善程度。正当防卫制度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种私力救济权，当一国的公力救济制度不能较好地保护其国民时，或者说其公力救济制度欠发达时，应当适度扩张包括正当防卫在内的私力救济制度。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运用国家权力保护其国民的能力存在很大的欠缺时，就不宜再过分地限制其国民自我保护的救济力，这样才能补充公力救济的不足。当然，一国的公力救济制度不可能达到可以无限地保护其国民的程度，因此，正当防卫制度也总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2．一国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平衡的程度。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当一国的立法者偏重于国家权力时，也许会适当限制公民个人的权利，反之，则扩大公民个人的权利，对于公民个人的正当防卫的权利也是如此。立法上奉行国家权力主义的国家，偏重于对国家权力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包括正当防卫权在内的公民个人的权利，对于公民个人的正当防卫权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立法上奉行个人权利保障的国家，对于公民的正当防卫权给予相对扩张的刑事政策，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即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放缓。因此，对于限度过当的认定，无形中与一国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有着重要的关系。
3．一国现阶段的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一国的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对于防卫人在特定情形下实施的防卫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一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处于恶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的可能性就更大，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其防卫意识和心理会进一步增强，因此，立法者不应过分地限制而是应当适度扩张防卫人的防卫权；当一国的社会治安状况较好时，人们对政府寄予的期望就高，就普通公民而言，其防卫意识和心理会有所减弱，因此国家可以适度限制公民的防卫权。
当然，以上仅仅就正当防卫制度应当采取抑制和扩张的政策作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诸多情况都相类似的不同国家，也可能采取完全相反的对策，此外，在同一国家，也可能对类似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理，这是因为对于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进行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司法人员的主观性在其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正当防卫制度的本来目的出发，刑事司法实践中应结合上述特征对防卫过当进行正确的认定，这将使正当防卫制度更好地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应当确立的标准
从上述分析可知，如何确定防卫过当之间的评判基准，应该考虑上述诸多因素，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有必要采取不同的对策。笔者认为，我国对于防卫过当究竟应采取何种标准，取决于对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形是：
1．公力救济制度相对欠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力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救济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严重不足，从现有的警力来看，也存在素质较低、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公力救济还不能充分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在必要的限度内适度扩张防卫人的防卫权，在防卫过当的认定上适度倾向于防卫人。
2．从我国的现行立法来看，更倾向于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限制国家的公权力。从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来看，都是在朝着控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的方向发展，这是当今世界民主与法制的必然要求，我国也是顺应了这一立法趋势，如我国刑法中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是很好的明证。
3．社会治安状况仍不容乐观。无疑，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治安状况较之以前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好转，但较之其他国家而言，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容乐观，各种严重的黑社会犯罪和暴力犯罪正困扰着我们的社会”。 此外，我国每年发生的直接侵害公民个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如盗窃、抢劫、抢夺占了刑事案件绝大多数，这些犯罪大多数都是具有紧迫性的，是正当防卫的对象。
从正当防卫制度的本来制度来看，由于正当防卫制度是给予公民个人的一种自卫权，因此，应当对防卫人本人的情况给予更多的关注。正当防卫的设立的初衷就是让公民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对付不法侵害，从而达到保护自己或他人的目的，如果在防卫过当的认定上对防卫人本人的主观状况给予较少的关注，从而限制正当防卫的成立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违背了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初衷的。此外，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进行适度扩张的认定，也是与刑法谦抑主义的精神相一致的，从各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刑法的谦抑性都得到了逐步的贯彻。日本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正当防卫的适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日本关于防止及处分盗犯等的法律（昭和5年法律第9号）第1条设立着关于正当防卫的重大特则。即，该条第1项规定，“在防止盗犯或者想取回盗赃时”（第1号），“在想防止携带凶器或者跨越损坏门窗墙壁等或者开锁侵入他人的邻居或者他人看守的邸宅、建造物或者般舶者时”（第2号），“在想排除无故侵入他人的住居或者他人看守的邸宅、建造物或者船舶的人或者不接受要求从这些场所退出的人时”（第3号），“为了排队针对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贞操的现在危险而杀伤了犯人”时，不问其行为是否“不得已而实施的”，“都是刑法第36条第1项的防卫行为”，从而扩大了正当防卫的范围。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应采取以主观说为基础的折衷说，即以行为人本人的认识为基础，同时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这符合当前我国的实际。当然，对于正当防卫采取有利于防卫人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侵犯不法侵害人的权利，只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对防卫人的权利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予适度的扩张。可以说，无论是哪种学说，都应当是在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内予以适度的扩张或限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公力救济制度会更加完善，社会治安状况也会逐渐好转，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的认定会适度抑制。

二、对特殊对象正当防卫的限度的把握
正当防卫针对的是不法侵害，如何理解“不法”， 存在客观违法说和主观违法说两种不同的观点，主观违法说认为，除法律规定了客观责任的行为外，只有故意或过失地实施的“不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才可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对无罪过的侵害，可以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客观违法说认为，侵害行为的不法性与侵害人主观罪过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等行为人主观上无罪过的行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或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的行为，只要不符合法律要求，都是可能成为正当防卫前提的“不法行为”，对之均可以实施正当防卫。 德国、日本等的刑法理论与实践也持此观点。
但是，对于这些所谓的“客观”违法行为，如精神病人、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行为，虽然在刑法理论大多数学者肯定可以对这些人进行正当防卫，但由这些无责任能力、限制责任人的生理、心理、年龄等方面的诸多缺陷，在实践中，对其进行正当防卫显然应较之对其他主体实施的正当防卫规定有所不同，也即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应较之对其他主体实施的防卫行为有所不同。正如有学者论述道：“有女子、儿童，欲加害伟丈夫之生命、身体，彼伟丈夫者，对此女子、儿童，阻之执之，皆易易事，乃不出此，而必将女子儿童杀伤者，是不可谓排除现在不法侵害所必要之行为矣。是即逾越防卫行为必要之限度矣。” 德国刑法也对此作了规定，“对于孩子、未成年人、酩酊大醉人、精神病人、陷于刑法错误中的人、过失行为人或者紧急避险人，没有必要得到法秩序的确认，因为法秩序的效力并没有因侵害而受到影响，或只是受到不严重的影响。因此，正当防卫权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仅是自我防卫权。这就意味着被侵害人必须是为了保护法益，而且，只有当他不放弃受到威胁的法益便不能够回避侵害，始可对侵害人实施防卫行为”。 笔者认为，对于这类不法侵害人，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情况，对于其所实施的防卫行为应当限定在一个较为严格的范围之内，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应当包括如下方面：
1．当有其他消极方法可以避免损害时，行为人应当尽量采取其他的消极方式来避免损害，以防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当然，笔者认为，并不要求行为人在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只有采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正当防卫，不能等同于紧急避险中避免是排除危害的唯一方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般而言，可以选择不对侵害行为人本人的人身造成侵害的情况下避免侵害，可以采取这类方法。如面对这类人的侵害，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可以通过逃跑等消极方式来避免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带来的危害。当然，在有多种方法避免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也并非不能直接采取对侵害人的反击，只是说由于侵害人的特殊情形，较之其他一般的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要规定更为严格的条件。
2．在仅有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才能避免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也应当采取较为严格的条件，从严掌握条件。不能较之对一般侵害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来掌握。例如，对于一个12周岁小孩实施的故意杀人，虽然实践中承认对该类侵害可以实施防卫，但若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面对这一小孩的这种侵害，应当较之其对一个正常成年人实施的反击行为限定更严格的条件，或者，对一个精神病人的侵害，也应当限定更严格的条件。毕竟，从我国的刑事立法来看，刑法都对这些人基于其自身的特点进行了适度的宽容，如不负刑事责任、减免刑事责任、不判处死刑等，因此，防卫人对于这类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的认定，更应当适度放缓。
3．在可以采取对其他较小的利益造成损害来避免不法侵害时，就不应对不法侵害人本身造成损害。例如，针对上述人员实施的不法行为，如果能够对其他较次要的利益造成侵害的情况下，就不应当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如可以采取对其他的财产等利益造成损害进行紧急避险的情形下，就应当采取这类积极的方式来避免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德国的判例也采取持此观点，认为对于在餐馆因喝醉而说侮辱性言辞的情况，只能限于用语言应答，除此以外的则应当采取回避侵害的做法（联邦法院刑事判决3，217）。


三、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防卫过当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防卫过当行为构成何种犯罪的，就按相应的犯罪进行处理。防卫过当的前提是行为人实施了防卫行为，防卫行为一部分是出于正当防卫，只是由于在实施正当防卫的过程中，造成了过当的危害结果，对于超出正当防卫限度的部分，才被认定为防卫过当。问题在于，行为人对于过当行为的罪过形式是什么，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别不同的情形进行讨论。
1．行为人出于直接的故意造成过当的损害结果。一般而言，如果行为人的过当行为是由于行为人的直接故意造成的，一般就不认为是防卫过当，而按故意犯罪进行处理，因为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合法的利益，如果防卫过当可能由直接故意引起，那就否认了防卫过当具有正当防卫的前提，而且还必须承认其主观上具有犯罪的目的和动机。 但即使防卫人是出于直接故意而实施的侵害行为，也不能绝对地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只要造成的结果是在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之内的，就可以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如行为人面对一个身强力壮的杀人犯，从口袋中挑出刀将不法侵害人造成重伤，主观上看，行为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重伤这一结果明显是出于直接故意，但行为人仍然实施，只要这种损害结果认为是防卫不法侵害而必要的，并且具有相当性，虽然行为人的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但仍然认为是正当防卫。如果行为人对于过当的结果是出于直接故意的情形下，是不属于防卫过当，应对过当的结果承担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例如，一个身强力壮的赤手空拳的青年人，对于一个拿刀过来伤害他的18周岁的少年，在可以造成不法侵害人轻伤从而制止不法侵害的情形下，行为人基于直接故意实施了杀害少年的行为，对于此种情形，行为人的结果是过当的，超出了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并且，行为人主观上出于直接的故意，对于将人杀死的行为，很难再将其认定为是在正当防卫的基础之上的防卫过当行为，因为，从这种情形上看，很难认为行为人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是具有防卫目的的，可以说行为人是基于愤怒等其他目的而实施的，其主观上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目的，因此，应当认为此种情形不属于正当防卫，而应当按照相应的故意杀人罪（直接故意）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