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取得驾驶资格：一个亟待明细的概念

　　在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及交强险追偿案件中，经常遭遇“无证驾驶”、“未取得驾驶资格”和“准驾车型不符”等概念的困扰。现行法律并未对“未取得驾驶资格”作出明晰的概念界定，虽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使用了“未取得驾驶资格”一词，但其内涵外延并未作明晰的界定。对于“无证驾驶”是否等同于“未取得驾驶资格”以及“准驾车型不符”是否属于“未取得驾驶资格”，理论存在纷争，实务处理亦不统一。

　　（一）分歧：基于不同角度的解析

　　实践中，主流观点及做法是“准驾车型不符”属“未取得驾驶资格”，按“未取得驾驶资格”处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于2005年12月5日对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相关问题的请示，作出了国法秘函【2005】436号《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法律条文的理解适用问题的函》的答复，第一条规定，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在性质上应当属于无证驾驶；在适用处罚上，依据过罚相当的原则，可以按照未取得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的处罚规定适当从轻处罚。 理论和实务界有人据此推导出，准驾车型不符即“未取得驾驶资格”或“未取得驾驶证”。笔者认为，从该文件的效力阶位来看，它不属于法律的渊源，只是规范性文件，对准驾车型不符所作出的指导性或倾向性意见，而不能据此作为裁判的依据。保监厅2007年11月29日对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未取得驾驶资格”认定问题的复函》（保监厅函〔2007〕327号）指出，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实务中，“未取得驾驶资格”包括驾驶人实际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情形。 笔者认为，该复函亦不具有法律效力，且保监会系保险公司主管部门，此复函难脱部门利益保护之嫌。　

　　也有将“准驾车型不符”与“未取得驾驶资格”作严格的区分，例如浙江省公安厅浙公复（2005）99号文件《关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资格认定的批复》将“准驾不符”与“未取得驾驶资格”等10种情形并列为“无驾驶资格”。在此层面上，“准驾不符”与“未取得驾驶资格”并非从属关系，而是并列的两个概念，笔者认为，作此解读，更显严谨和缜密。　

　　（二）解读：从语义到法律规范

　　笔者认为，法律术语的内涵和外延必须予以清晰界定，它关乎法律条文的具体使用，倘若因概念不清或混乱导致法律适用的不一，最终必将损害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上述函、复函、批复或诸如此类的文件，实际上都无权从法律层面对相关条文或法律术语作出有效解读。

　　从语言学角度分度，“无证驾驶”、“无驾驶资格”、“未取得驾驶资格”的违章行为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员没有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辆；或持有已经失效的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准驾车型不符”的违章行为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员已经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领取了某种准驾车型的驾驶证，而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的行为。从上述两种违章行为构成的要件看， “无证驾驶”强调的是“无证”，即未取得驾驶证，而“准驾车型不符”强调的是“有而不适”，即虽取得了某种准驾车型的驾驶证，但驾驶了与驾驶证准驾记录不相符合的车辆。

　　从法律规范层面分析，上述两种行为均属违章，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的具体条款不同，处罚依据及处罚标准也不同。“无证驾驶”的行为违反《道交法》的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的处罚依据是《道交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的标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四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准驾车型不符”的行为违反《道交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之前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管理条路》处罚依据是《条例》的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的标准是“处1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并处吊扣4个月以下驾驶证”。 而且国务院法制办的复函也认为应“按照未取得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的处罚规定适当从轻处罚。”因此，笔者认为，“未取得驾驶资格”与“准驾车型不符”两者之间并不能当然的划等号。　　　　　　　　　

　　二、赔还是不赔：社会保障属性的法定义务

　　（一）基于社会保障的制度救济

　　因“准驾车型不符”违章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目前理论认识和实践做法基本是一致的，即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有权向致害人或投保人行使追偿权是另外层面的法律关系。面对此类案件，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是，致害人驾驶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属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之规定，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或至多承担抢救费用。

　　笔者认为，被保险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受害人要求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直接向其作出赔偿，是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而享有的法定权利，交强险具有社会保障属性，其出发点是当交通事故发生后，交强险是作为社会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对受害人予以制度上的救济，确保受害人不致于因致害人无法赔偿而陷入困顿，进而引发社会问题。合同的约定不能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悖，故不因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合同约定而免除保险公司的法定责任。因此，在除受害人故意情形下，保险公司都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对受害人予以赔偿。 省高院也通过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此予以裁判指引。

　　（二）法条歧义背后的立法缺陷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似乎又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条例》的立法本义又有所冲突。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从字面理解，保险公司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在交强险限额内只垫付抢救费用，许多案件中保险公司也是据此作为抗辩的。笔者认为从法条内容来看，保险公司的抗辩也不无道理，因为从该条确实可以推导出，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在交强险限额内保险公司只垫付抢救费，并未明确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法条出现歧义和法条间出现抵触不能不说是立法技术存在的缺陷，立法上应当作出修订，消除理解上的分歧。

　　三：是否享有追偿权：对主流观点的不同视角

　　（一）主流观点与实践做法

　　主流观点是“准驾不符”属“未取得驾驶资格”， 按照《条例》及《条款》第九条，保险公司在对受害人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后，可以向致害人或投保人追偿。例如中国法院网曾刊登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习某诉朝阳交通支队一案，因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被交通队视同无证驾驶被处罚后，习某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处罚决定。习某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准驾不符”，即属于已取得机动车驾驶执照，只是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与法条中“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所表明的“无证驾驶”的含义不符。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该案中，习先生取得了准驾车型为A2的机动车驾驶证，但A2准驾车型中不包括二轮普通摩托车，故习先生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已违反上述规定。故将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行为，在性质上认定为无证驾驶具有合理性。因此交通队的处罚并无违法或不当之处。就浙江而言，各级法院在对待“准驾不符”的做法上也是基本一致，视同“未取得驾驶资格”，支持保险公司的追偿诉请。

　　（二）基于不同视角的解读

　　对主流观点，笔者持不同看法，诚然，作出上述认定系基于“准驾车型不符”违章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会导致对该类违章行为的放纵，但道德评价不能代替法律规范。如前所述，从语义上并不能必然推出“准驾车型不符”从属于或等同于“未取得驾驶资格”，且即使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也应在立法上予以明确，或在交强险条款中加以明确。现行《条款》属格式条款，对第九条“未取得驾驶资格”出现不同理解时，从法理分析，应作出对格式条款提供方即保险公司不利的解读，而不能基于道德评判或社会危害性角度随意对致害人或投保人作不利解读。

　　另外，实践中，“准驾车型不符”情形下，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或致害人追偿往往不考量过错程度，笔者认为，在今后立法中即使明确赋予“准驾车型不符”情形下享有追偿权，保险公司的追偿范围也应该根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加以确定，而不能不对被保险人过错大小加以区分，采取“一刀切”的追偿模式。 根据侵权法原理及有关规定，人身损害赔偿以过错为基本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应理解为承担的系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按份责任。交强险中存在两对关系，一是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的合同关系，交强险属责任保险是，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二是保险公司对第三人的责任关系，既非合同关系，也非侵权关系，是基于法律规定所负担的一种法定义务。随着科技进步，汽车业蓬勃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交通安全隐患，基于对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保障，当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强制汽车所有人投保交通事故责任保险，保障受害人不至于因得不到充分赔偿而陷入困顿。目前，强制汽车保险的立法例大致分为无过失保险制度和强制责任保险体制两类。 在前一体例下，保险公司承担的是终局性的责任，不存在向被保险人追偿的问题，而后一体例下，保险公司在约定或法定情形下享有追偿权，被保险人根据侵权责任规则原则承担的是终局性责任。我国交强险体例应属强制责任保险体制，在法定和约定追偿情形下，被保险人应根据其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立法的有效供给：定纷止争的必由路径

　　目前，我国交强险制度是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侵权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为基础构建而成，诚然，现行制度对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化解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毋须讳言，现行交强险立法存在诸多缺陷，导致理解上的争议和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目前立法上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如前所述，对诸如“未取得驾驶资格”、“准驾车型不符”、“无证驾驶”、“财产损失”等法律概念未予明晰；二是对交通事故的最终责任承担者规定不全面，对保险公司的追偿权未明文规定，易引发司法实践的分歧，各地各自出台指导性意见、实施办法和内部规定，以统一裁判口径，但各地的这些规定、办法互不统一，各自为政，甚至与法律意旨不尽相同。面对法律理解的分歧和立法盲区，最快速的立法供给方法是最高法院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但根本上还是应从协调与完善立法体系入手。

　　（一）从立法上明确界定相关概念

　　对“未取得驾驶资格”、“准驾车型不符”、“无证驾驶”、“无驾驶资格”、“财产损失”等专门术语通过立法解释的方式确定其内涵和外延。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未取得驾驶资格”与“准驾车型不符”还是应从立法上作严格的区分，这样才符合文义和立法严谨性要求。如从“准驾车型不符”违章行为社会危害性和道德风险考虑，要求致害人承担最终责任，即赋予保险公司此类情形下追偿权，应立法予以明确，并将此种情形加入《条款》第九条追偿事由。

浅议刑事诉讼证明责任

田永东


　　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诉讼法和证据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是指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后果。证明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诉讼中出现的案件事实，应当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以及在诉讼结束时，如果案件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由谁来承担败诉或不利的诉讼后果。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承担收集证据、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同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具体分担如下：
　　一、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在刑事诉讼中执行控诉职能的国家专门机关承担，即由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承担。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就是指有提出证据并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如果不能做到，其后果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结论当然成立。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执行控诉职能，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出庭支持公诉。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达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检察官在出庭支持公诉时，还应当依法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并向法庭出示所收集的各种证据，经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证实和论证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罪行成立。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公诉案件承担证明责任。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也执行控诉职能，对其负责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负有证明责任。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主要职责是及时收集各种证据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当案件侦查终结并决定移送起诉时，在事实方面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另外，监狱或军队保卫部门对其负责侦查的案件，也依法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二、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应当对其控诉承担证明责任。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处于原告的地位，独立地承担控诉职能，对自己提出的控诉主张依法应当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二）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情况下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如实陈述。（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对于否认自己有罪、否认指控的答辩，依法不承担应当提出证据并加以证实的责任。（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为证明自己无罪、反驳控诉等而进行辩解以及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和理由，都是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绝不是诉讼义务。不能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不出证据证实自己无罪，就认定其有罪，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严格禁止的。需注意，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而是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四、在例外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刑法》第395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越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即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嫌疑人负有说明其明显越过合法收入的那部分财产的来源的责任，若不能说明来源是合法的，则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此乃典型的证明责任倒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责任的一个例外。但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并差额巨大这一事实存在的责任，仍然由司法机关承担。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田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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