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与现役革命军人未婚妻非法结婚问题的批复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63〕闽法办研字第2403号关于与现役革命军人未婚妻非法结婚问题的请示已收阅。军人婚约应当受到国家的保护。在处理破坏军人婚约的具体案件时，应根据有关规定的精神，向当事人讲清理由和根据，不能因为保护军人婚约的文件是内部规定，就认为缺乏有力根据，而在犯罪分子面前束手无策。
刘剑梅与军人戴凤意的婚约事先既未解除，又与戴怀滨结婚，这是非法的。在他们结婚前夕，刘的工作单位也曾向戴怀滨说明了刘是军人未婚妻等情，而戴怀滨不顾法律与劝阻，仍与刘结婚，显然是明知故犯。军人告发后，他又坚持错误无理强辩，故可考虑判处有期徒刑两三年，收监执行。至于他们的非法婚姻关系，应在征求军人戴凤意和女方的意见后，再做处理。考虑到他们婚姻关系的既成事实，不要简单地宣布非法婚姻关系无效，以免引起不良后果，如能教育说服军人解除婚约，则可不必宣布非法婚姻关系无效。
今后对破坏军人婚约问题，应注意及时发现，事先制止。以免非法结婚后，难于处理。

附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与现役军人未婚妻非法结婚问题的请示

（63）闽法办研字第2403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晋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来函请示，革命军人未婚妻与人非法结婚时，基层法院拟按破坏革命军人婚姻问题论处，但当事人提出，中央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与解答第一条规定：“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续。……一方自愿取消订婚者，得通知对方取消之。”据此，与革命军人未婚妻结婚，并非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处理这类问题时，虽有若干保护革命军人婚约的内部指示。但是这些指示均未对外公布，群众如提出不知有此规定，并坚持按法制委员会解答办事时，法院决定依法予以制裁，似缺乏有力依据。这类问题，究应如何处理。
我们经研究后认为：中央法制委员会解答第一条是为了保障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强迫婚姻而作出的一般规定，仅适用于一般婚约问题。革命军人婚约问题，是个特殊问题，按照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精神，政务院政治委员会、军委总政治部于1951年6月30日的联合通知，以及62年12月中央政法小组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处理破坏革命军人婚姻案件的指示，革命军人婚约应当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法院应当向当事人指出，革命军人配偶要求离婚，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革命军人未婚妻要求取消婚约，也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如果有些当事人，确是不知法而犯了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理。但无论其情节如何，非法婚姻关系均应宣布无效，并责令双方不得继续同居，如不听劝止者，即为明知故犯，应该严肃认真处理。
此外，可否由最高法院提请中央有关部门，于适当时机，公布保护革命军人婚约问题的政策，以免工作被动。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指示。
1963年7月9日

附二：福建省晋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请示

（63）晋中法刑字第013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我院今年以批捕各县报来破坏现役革命军人婚姻自诉案件，对已婚案件比较明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作为依据，但是对军人未婚妻婚约的案件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童养媳，有的是双方父母主张，也有的是自己同意的，现又没有已公开公布的法律条款为依据，我们感到对此类案件有些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不好答复，如南安县法院报请批捕破坏现役革命军人婚姻一案，军人戴凤意通过双方父母及友人介绍于1961年8月间与被告刘剑梅双方同意订婚，并互送手表、手帕，过后且有通信联系，但是当时刘有些勉强，故于同年12月就将订婚的手表退还军人家庭，于1962年2月再与被告戴怀滨订婚，同年8月结婚（在结婚前夕刘之工作单位党支部书记有向戴怀滨说过刘是军人未婚妻）。现军人戴凤意提出控告，要求处理，被告戴怀滨也提出刘剑梅已将订婚的手表退还已表示与戴凤意解除婚约，且按照中央法制委员会关于婚姻问题若干解答订婚不是结婚必要手续，我与刘通过结婚登记手续是合法的婚姻，我并无违法，如果是违法，那么违反哪一法律条款。我们对此类案件处理的依据虽有中央政法小组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处理破坏军人婚姻的指示精神，和中央法律委员会、军委总政治部于1951年6月30日的联合通知，但均没有对外公布，群众不知道，我们给戴一再教育说上面有指示，他不信，却一直坚持说按婚姻法规定是没有违法，县法院提出戴坚持违法行为，要求逮捕法办，本院对此类的案件是否可以作坚持违法论，是否可以逮捕法办不很明确，希指示。
1963年6月12日


浅析基层法院调研工作

冷岩


　　调查研究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性工作，其对于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和指导审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调研工作，就没有人民法院工作的发展。然而，在实践中，调研工作尚未引起普遍的重视，特别是基层法院的研究室调查研究职能普遍弱化。因此，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基层法院研究室的调查研究职能作用，更值得探索和研究。现笔者结合本院实际，略表窥见。
　　一、存在的问题。
　　1、对调研工作重视不足、认识不够。少数干警不能正确处理好调研与审判的关系，没有认清调研工作的重要性，认为调研工作是可有可无的事，对于调研任务有应付了事的心态。当前，法官资格评定、晋升、晋级等考核的尺度也主要看办案数量，而与撰写了多少调研报告、学术论文无关。对调研工作的这种态度，阻碍着调研工作水平的提高。使“专家型”、“学者型”法官凤毛麟角，这与不重视调研有一定的关系。
　　2、基层法院研究室承担的职能过多。目前，基层法院研究室的任务过于繁重。除了调研工作以外，研究室还要承担法院信息、对外宣传、综合文稿、司法统计、审委会记录等多项工作。研究室人员承担过多额外工作，造成调研力量分散、薄弱，专门开展调研的时间十分有限，调研工作职能无法正常发挥，从而影响了调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大部分法院对研究室职能作用上存在模糊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文件中曾多次强调：“研究室是法院的业务部门”，它是人民法院内设的专门从事与审判有关的调查研究工作的机构，其任务是研究和解决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大量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探索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法院研究室人员均不接触审判业务，无法通过办案来收集、总结审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而专门的调研人员又远离审判工作，这种情况造成办案与调研严重脱节，造成调研资源的大量浪费。
　　3、调研人员配备不足、水平不高。目前，大多数基层法院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往往在人员配置上向审判一线倾斜，调研工作缺少组织保证。由此导致研究室人员少，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加上对研究室人员待遇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许多有能力的人员不愿进入研究室，致使人员数量与工作任务严重不协调。由于繁重额外工作任务，很多法院不能配备专职调研人员，即使配备了也为数较少。如此，致使大量“低水平”调研文章屡禁不止。
　　二、提升调研工作水平的建议和对策
　　1、建立对调研工作的协调领导机制。首先，要加强对调研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督促协调，完善调研工作机制，将调研工作纳入岗位目标责任制。其次，要建立上下联动、互相协调的联合调研机制，避免孤军作战。可以在每年年初制定调研工作计划，按照上级法院的部署，结合本院实际，紧紧抓住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成立由专职调研人员和庭室业务骨干部组成的调研课题组，集中集体智慧，不断完善和提高调研成果质量。
　　2、在人员配备上向调研队伍倾斜，重视调研队伍建设。
　　一方面，要充实研究室人员力量，抽调有关业务庭既有实践经验基础、又有较好理论功底的审判人员进入研究室。另一方面，可以在各庭室配备兼职调研人员，注重发挥兼职调研人员的积极性，在审判实际中蕴藏着丰富的调研内容和种种复杂多样的有待探索的调研课题，只有发挥兼职调研人员的作用，才能深入挖掘调研素材，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另外，调研人员要坚持深入审判一线，通过旁听庭审、查阅案卷及与审判人员沟通、探讨等方式了解审判实际，挖掘调研素材，确定调研课题，有的放矢地开展调研活动。
　　3、改革调整研究室机构。明确研究室的工作职能，使研究室人员从繁重的文秘工作中解脱出来。将研究室职能与办公室职能加以区别，与宣传、信息工作相区分。明确研究室主要从事业务性的工作，而不是主要的事务性和服务性的工作。赋予研究室中具有审判资格的人员审理案件的权利，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审判实践，防止闭门造字。
　　4、突出调研工作的时效性。坚持理论调研与实务调研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采取多种调研方法，使调研成果更趋客观、全面、直接、具体，以指导实践。调研工作要在“时效”上下功夫，即调查研究的重点应当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紧紧围绕法院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紧紧围绕法院工作中的倾向性、前瞻性的问题。具有时效性的调研成果，才能更好地、更有效地指导审判实践，才能为法律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参考。
　　5、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激发全员调研热情。通过开展创建“学习型”法院活动，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积极为干警搭建学习的平台，鼓励和支持干警立足审判实践，结合实际工作，认真学政治、学法律、学业务，促使干警同志们不懈努力，积极进取，不断在工作中提高素质。要尽最大可能激发和调动每个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积聚起整体的力量和优势，形成合力，从而在法院内部形成学习之风。浓厚的学习氛围也必将会激发干警的调研热情，也会为调研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