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


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博市国家
　股权转让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淄政发＜１９９３＞９９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属以上企事业单位，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淄博市国家股权转让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淄博市国家股权转让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增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推动我市证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促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已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市及市属以下企事业单位的国家股权转让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股权转让遵循公开、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总量控制、逐步推进”的要求，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核定转让总量，予以调控。
　
第二章　国家股权转让的审批





　　第四条　国家股权转让后要保持国家在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工业等垄断性较强的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５０％，一般企业国家持股比例不低于３５％。


　　第五条　转让国家股权的公司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企业有较好的声誉，并且近三年连续盈利；
　　（二）企业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
　　（三）有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等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四）其他条件。


　　第六条　国家股权转让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公司向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国家股权转让申请；
　　（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接到申请后，提出审核意见，提交同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审查；
　　（三）国家股权转让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批，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家股权的转让实行管理。


　　第七条　政府指定的国股权转让，由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八条　公司申请国家股权转让，应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送下列文件：
　　（一）申请报告；
　　（二）国家股权转让公告草案；
　　（三）国家股权转让方案；
　　（四）需要提报的其他文件。


　　第九条　“国家股权转让公告”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住所；
　　（二）公司现有股本和经营范围；
　　（三）公司近三年生产经营情况和有关业务发展情况；
　　（四）转让的目的和公司效益预测；
　　（五）国家股转让额度和价格；
　　（六）负责转让机构的名称、地址、转让方式；
　　（七）股权转让范围和购买者的权利、义务；
　　（八）资金验证情况；
　　（九）转让起止日期；
　　（十）其他说明事项。


　　第十条　国家股权转让公告须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查。


　　第十一条　国家股权转让公告应提前发布。

第三章　国家股权转让





　　第十二条　国家股权转让可采取上市公开转让、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


　　第十三条　国家股权转让须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金融主管部门指定的证券经营机构进行。


　　第十四条　国家股权转让可以转让给社会法人，也可以转让给社会自然人。


　　第十五条　国家股权证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监制。


　　第十六条　国家股权上市公开转让，应当由证券经营机构承销、承销包括包销和代销两种方式。公司应当与证券经营机构签署承销协议，承销协议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转让方、证券经营机构的名称、住所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二）承销方式；
　　（三）承销数量及发行价格；
　　（四）承销起止日期；
　　（五）承销付款的日期及方式；
　　（六）承销费用的计算、支付方式、日期；
　　（七）违约责任；
　　（八）其他约定事项。


　　第十七条　国家股权转让承销期不得超过六十日。


　　第十八条　公司在承销期满后十五日内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交承销情况书面报告。

第四章　国家股权转让收入的管理





　　第十九条　国家股权转让收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收取，公司在接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国家股权转让收入收缴通知书》后，应在十五日内将国家股权转让收入上缴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家股权转让收入列入政府建设性预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和拒交。


　　第二十条　国家股权转让收入根据政府计划统筹安排，主要用于市内技术改造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用于企业发展的，原则上实行有偿使用，根据具体情况，有的可以采取低息，有的可以采取无息，具体使用办法由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另行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国家股权转让；有权提请或者会同有关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经济处罚或行政处分。
　　（一）未经批准转让或者变相转让国家股权的；
　　（二）采取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准转让的；
　　（三）承销期满后仍转让国家股权的；
　　（四）拒绝或拖延上缴国家股权转让收入的。


　　第二十二条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其授权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玩忽职守，致使国家权益受到损失的，主管部门应给予经济处罚或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国家股权向外商转让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近年来，随着一些行政违法案件日益组织化、智能化、秘密化，采用常规的检查手段已经难以满足打击行政违法行为、制裁违法行为人的需要，于是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越来越受到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的青睐。这种行政执法，我将其称为“钓鱼式”行政执法。从目前我国行政执法的实际状况来看，在公安、交通、技监等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中，“钓鱼式”行政执法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一、“钓鱼式”行政执法的概念

　 在刑事侦查活动中，诱惑侦查被当作一种正当的侦查技术和手段。广泛地应用于许多隐蔽性强、侦查难度大的案件，诸如贩毒、非法武器交易、走私等。诱惑侦查是指享有侦查权的警察、司法人员或他们的代理人为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故意设置圈套，而诱使某人实施某种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者结果发生后，当场对其进行拘捕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和方法。“钓鱼式”执法，是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运用，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意设计一些能诱发行政违法的情境，或者根据违法活动的倾向性向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调查对象提供实施的机会和相关环境条件，以此来收集相关证据和掌握相关信息，并对行政违法相对人作出相应的处理。

二、“钓鱼式”行政执法的特征

1、从性质上来看。“钓鱼式”行政执法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行政执法是特定的行政主体为执行有关法律规范，依照法定职权。就特定的具体事项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的行为。“钓鱼式”行政执法作为一种行政执法行为。与前述的诱惑侦查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诱惑侦查属于刑事司法行为。

2、从主体上来看，“钓鱼式”行政执法的实施主体具有特定性。与一般的群众举报相区别，“钓鱼式”行政执法的“钓鱼”者必须是享有行政调查权的公务人员或他们的代理人，因而。“钓鱼式”行政执法是在行政主体主导和控制下的一种执法活动。举报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广泛的民主权利，是公民的一种自发举动，是公民就行政违法行为向相应的行政主体进行检举和揭发的自发行为。当然，有些“钓鱼式”行政执法的诱使者是一般公民，但其是受行政主体的委托而进行的，其所实施的行为不是一种自发行为。

　 3、从客观方面来看，“钓鱼式”行政执法的手段具有诱惑性。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享有行政调查权，行政调查可以公开进行，也可以暗中进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明查暗访。“钓鱼式”行政执法是指行政主体在案件的调查阶段采取了诱惑调查的手段，即通过采取种种诱惑性手段，如提供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种种客观便利条件等，引诱被调查对象进行行政违法活动。正常行政执法活动中的明查暗访不使用诱惑性手段。是否采用诱惑性手段是一般行政执法与“钓鱼式”行政执法的最主要区别。

4、从主观方面来看。“钓鱼式”行政执法的实施者处于积极主动的态势。“钓鱼式”行政执法是特定的行政主体为破获特殊案件而积极主动地采取诱惑性手段，在案件调查阶段，被诱惑者的整个活动过程处于行政主体的严密监控之下，违法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就是被诱惑者被抓之时，所有的调查取证工作也几乎同时结束，而且往往是在违法现场。这是“钓鱼式”行政执法的最大优点。

5、从针对的对象来看，“钓鱼式”行政执法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相对人，不论其主观上有没有违法意图，但不包括已有一定证据证明有违法行为的相对人。如果行政主体在有一定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违法行为但一直无法将其抓获的情况下，采取诱惑性手段将其抓获。然后以原先已有证据证明的违法行为对其作出处理，此时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并不是“钓鱼式”行政执法。因为在该种执法行为中，诱惑性手段本身仅仅是一种抓捕手段，行为人将来所可能受到的惩罚源自其以前的违法行为，而与因被诱惑所实施的行为无关。

三、“钓鱼式”行政执法的基本类型

　 我国法学界认为，在刑事侦查领域，“犯意诱发型”与“机会提供型”是诱惑侦查的两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类型“犯意诱发型”是指侦查人员自己或利用第三人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继而实施犯罪。它的基本特征是：被诱惑者虽被侦查人员认为是犯罪嫌疑人，实际上其本身并无犯罪意图。而正是侦查人员自己或利用第三人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促使他在强烈的诱惑下产生犯意，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

第二种类型“机会提供型”是指针对被诱惑者已有犯罪意图，为了使其犯罪行为暴露并置于侦查人员的控制之下，侦查人员自己或利用第三人为其提供犯罪的机会或场所，由被诱惑者实施犯罪行为。“机会提供型”的最大特征就是，被诱惑者原本就有犯罪意图且有实施犯罪行为的极大可能，并非是在侦查机关的诱惑下才产生犯意，侦查机关只是为其设计了犯罪的时间与场所等，使其犯罪行为在“控制下完成”，从而达到人赃俱获的效果。就诱惑侦查而言，理论界还有“抓捕手段型”的分类。“抓捕手段型”是指警察在有一定证据证明行为人有犯罪行为但一直无法将其捉拿归案的情况下，采取欺骗性侦查手段将其抓获，然后以原先已有证据证明的犯罪行为要求起诉。在该种诱惑侦查中，诱惑侦查行为本身仅仅是一种抓捕手段，行为人将来所可能受到的惩罚源自其以前的犯罪行为，而与因被诱惑所实施的行为无关。本人认为，就“钓鱼式”行政执法而言。“抓捕手段型”不能作为“钓鱼式”行政执法的类型之一。

四、“钓鱼式”行政执法的法理辨析

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从六个方面规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对照以上六方面的具体要求，笔者认为“钓鱼式”行政执法违背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

第一，“钓鱼式”行政执法不符合合法行政的要求。

合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从事执法活动必须有合法依据，但是查阅相关执法依据，我们无法找到“钓鱼式”行政执法的合法依据。与之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钓鱼式”行政执法违法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和“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江苏省公安厅制定的《关于办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严禁民警以诱导他人实施卖淫、嫖娼等方式查处卖淫嫖娼案件；调查取证时，应注意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人格权、隐私权，防止侵犯人权等等。

　 第二。“钓鱼式”行政执法不符合合理行政的要求。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普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时采用诱惑性行政执法存在违反比例原则的嫌疑。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诱惑性侦查的采取是非常谨慎的，通说认为，诱惑性侦查仅是一种补充性、特殊性的侦查手段，不能作为一种常规侦查手段，只有在无明显被害人案件、系列犯罪等案件中使用，而能够通过其他侦查方法查处的案件尽可能不通过诱惑侦查的方式实现，因为诱惑侦查会带来一系列的难以预料的法律后果。在对社会秩序构成最严重破坏的刑事案件的查处过程中，采用诱惑性侦查尚是如此谨慎和小心，有着适用范围的严格控制。而行政机关运用诱惑手段取证以证明相对人违法的行为，多数属于轻微的违法。这种轻微违法，其恶性程度远不及刑事犯罪那么严重。因此，“钓鱼式”行政执法存在违反比例原则的嫌疑。

　 第三，“钓鱼式”行政执法不符合程序正当的要求。

“钓鱼式”行政执法立案、调查、处理一气呵成，并且往往是由同一批执法人员来实施，与行政法的正当程序要求有较大出入。“钓鱼式”行政执法分为“连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基本类型。“违意诱发型”是先有诱惑，后有违法，再有调查，有时甚至是诱惑实施违法行为与调查同时进行，违背了先有违法事实后有立案调查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其非正当性应无争议。但对于“机会提供型”。有人认为其并没有违反程序正当的要求。笔者认为，“机会提供型”同样缺乏正当性。试想，诱惑人员本可将处于萌芽状态的违法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何偏要提供机会让其发生?这有何正当性?更何况，有违法倾向并不必然导致违法行为的发生。况且，在行政执法中。相对人有无违法的意图，作为外人又怎能知晓?理论上可以很清楚地区分“钓鱼式”行政执法有“违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基本类型，实践中实际上是无法辨别清楚的。

第四，“钓鱼式”行政执法不符合高效便民的要求。

从执法成本来看，行政执法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直接成本是指国家为实施该种执法活动而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相对于一般执法活动，“钓鱼式”行政执法的直接成本是较高的。实施诱惑的人员往往需要改名换姓，建立专门联络渠道，还需调动相当人力物力对诱惑活动加以监控等。错误成本是指由于实施诱惑的人员对本无违法意图的人实施了主动行为，诱使该人产生违法意图，并最终实施了违法行为而造成的对社会资源的无效益耗费以及无辜公民因陷入圈套而造成的机会成本的无效益使用。

“钓鱼式”行政执法的错误成本包括公共成本与私人成本两部分。前者指因“钓鱼式”行政执法导致的社会资源的无效益耗费；后者指本没有违法心理的行为人受诱惑实施了所谓的违法。造成了自己私人财富的无效益耗费。在其他行政执法活动中，有错误成本存在的可能，但其错误成本仅包含公共成本，而不会产生私人成本，因而，“钓鱼式”行政执法的错误成本就高于其他执法活动。这样，从直接成本与错误成本之和即总成本上来看。“钓鱼式”行政执法的总成本是高的。

第五，“钓鱼式”行政执法不符合诚实守信的要求。

从道德层面上探讨，对犯罪嫌疑人。尤其是严重犯罪的嫌疑人，使用具有一定欺骗性的侦查手段尚未逾越被普遍认可的国家机关的道德责任界限。因此具有一定的法律容许性。这是由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与使用欺骗性侦查手段的负面影响两者之间相权衡而作出的价值和政策选择。就“钓鱼式”行政执法来看，执法的对象仅仅是行政违法嫌疑人，行政违法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质的区别，对行政违法嫌疑人采用诱惑性调查手段超过了被普遍认可的国家机关的道德责任界限，损害了政府诚实守信的形象，其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超出其带来的一丁点效益。